第1182章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（2/2）

九月癸巳日，交州刺史权士通、弘州总管宇文歆、灵州总管杨师道在三观山把突厥揍了一顿。乙未日，太子带兵回朝。丙申日，宇文歆又在崇岗镇截击突厥，大破敌军，杀了一千多人。壬寅日，定州总管双士洛等人在恒山南边打突厥，丙午日，领军将军安兴贵在甘州也把突厥打败了。

刘黑闼把瀛州给占了，还把刺史马匡武杀了。盐州人马君德献城，归附刘黑闼。

高开道跑去攻打蠡州。

冬天十月己酉日，李渊下诏让齐王李元吉去山东讨伐刘黑闼。壬子日，任命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、并州大总管。癸丑日，贝州刺史许善护和刘黑闼的弟弟刘十善在鄃县干了一仗，许善护全军覆没。甲寅日，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在晏城把刘黑闼打败。观州刺史刘会却献城归附刘黑闼。

契丹来侵犯北平。

甲子日，李渊让秦王李世民兼任左、右十二卫大将军。

乙丑日，行军总管淮阳王李道玄和刘黑闼在下博打仗，结果打输了，李道玄还被刘黑闼杀了。当时李道玄带了三万人，和副将史万宝关系不咋地。李道玄带着轻骑兵先冲出去攻打敌人，让史万宝带大军跟上。可史万宝按兵不动，还跟身边人说：“我接到皇上的手令，说淮阳王这小子，军事都得听我的。现在他轻率冒进，如果我跟他一块儿冲，肯定都得完蛋，不如拿他当诱饵，他要是败了，敌人肯定争着往前冲，我再摆好阵势等着，肯定能打败他们。”就这么着，李道玄孤军深入，最后战死。史万宝这时候想带兵打仗，可士兵们都没了斗志，一下子就溃败了，史万宝也只能灰溜溜地逃回去。李道玄之前经常跟着秦王李世民打仗，死的时候才十九岁，李世民特别惋惜，跟别人说：“道玄以前老跟着我打仗，看我深入敌阵，心里羡慕，就学着我，结果弄成这样。”说着还掉了眼泪。李世民从起兵开始，前前后后打了几十仗，经常亲自带头，带着轻骑兵深入敌阵，虽然好几次都很危险，但从来没被刀剑伤到过。

林士弘派他弟弟鄱阳王林药师去攻打循州，刺史杨略跟他打了一仗，把林药师杀了，林士弘的将领王戎带着南昌州投降。林士弘害怕了，己巳日，请求投降。可没过多久，又跑到安成山洞躲起来，袁州有人起来响应他。洪州总管若干则派兵把他们打败了。正好林士弘死了，他的手下也就散伙了。

【内核解读】

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唐初（武德年间）国家治理的复杂图景，既展现了王朝初创期的动荡与挑战，也折射出统治者在军事、外交、内政上的策略博弈，其中诸多细节值得深析：

内外困局：统一战争与边疆威胁的双重博弈

唐初面临的核心矛盾，是“内部统一”与“外部防御”的交织。对内，刘黑闼、徐圆朗、林士弘等割据势力此起彼伏，尤其是刘黑闼在河北的反复叛乱（“引突厥寇山东”“陷瀛州”），反映出唐朝对原窦建德旧部控制的薄弱，需多次派遣宗室（淮安王神通、淮阳王道玄、齐王元吉）与名将（李世民）征讨，凸显地方势力对新政权的抵触。对外，突厥颉利可汗以“数十万精骑”频繁南侵（雁门、并州、原州等地），吐谷浑袭扰洮、岷等州，形成“北有突厥、西有吐谷浑”的边疆压力，王朝不得不双线作战。

这种困局中，唐朝的应对呈现“刚柔并济”的特点：对内部割据以军事打击为主（如李世民“下十馀城”平徐圆朗），辅以招抚（如邓文进、冯盎归附）；对外部威胁则“战和并举”——既派李高迁、窦轨等武力抵抗，又遣郑元璹外交斡旋，最终以“胜而后和”（封德彝之策）达成暂时妥协，既避免了过度消耗，又维持了威慑力，体现了对国力的清醒认知。

制度与人性：权力运行中的效率与隐患

史料中诸多细节暴露了制度初创期的漏洞与人性对决策的影响。

--军事协调的致命缺陷：定襄王李大恩之死，直接源于独孤晟“失期不至”，导致孤军无援；淮阳王道玄战死下博，因副将史万宝“拥兵不进”，甚至以“王饵贼”的私心误事。这两起悲剧直指战时指挥体系的松散——将领权责不清、配合失当，暴露出唐初军事制度（如行军总管制）在协调效率上的短板，也警示“将在外”的自主性与纪律性需要平衡。

--权力控制的微妙平衡：杜伏威入朝后“延升御榻”“位在齐王元吉上”，看似荣宠，实则是唐朝“调虎离山”的控制术（解除其江东兵权）；冯盎拒绝“效赵佗自王”而主动归附，既因家族“五世为牧伯”的本土根基，也源于对唐朝统一趋势的判断，而朝廷以“八州封总管”的优待安抚，展现了对边疆豪强“以土官治土民”的务实策略，为后来岭南稳定奠定基础。

外交智慧：实力为基的“恩威兼施”

对突厥的应对堪称唐初外交典范。面对颉利可汗“数百里间填溢山谷”的重兵压境，唐朝内部出现“和”（郑元璹）与“战”（封德彝）的分歧。最终“先战后和”的选择，既以襄邑王神符、萧顗等的军事胜利（“斩首五千馀级”）展示实力，又借郑元璹“突厥得唐地不能居”的理性分析（击中游牧政权经济短板）与“金币入可汗府库”的利益诱惑，迫使颉利退兵。这种“以战促和”的逻辑，既避免了“示弱”导致的持续侵扰，又未陷入长期战争的消耗，实为弱小时期的务实选择。而郑元璹“五使突厥，几死者数焉”的经历，则凸显了外交作为“战争延续”的凶险与重要性。

统一进程的必然与偶然

从全局看，唐初的动荡本质是“乱世向治世”的过渡。林士弘的兴衰、高开道的寇掠、徐圆朗的覆灭，最终都指向统一的必然——唐朝通过军事打击（李世民、李元吉等）、制度整合（设大总管府强化地方控制）、文化认同（改葬隋炀帝以承正统），逐步瓦解割据势力。但偶然事件也影响进程：若独孤晟不失期，李大恩或可收复马邑；若史万宝配合道玄，河北平叛或可加速。这些“偶然”恰恰说明，统一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在无数博弈与试错中逐步实现。

综上，这段史料犹如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唐初统治者在“打天下”与“治天下”之间的艰难平衡：既要以武力扫平障碍，又需以智慧化解危机；既要约束人性之私，又要借制度之力凝聚共识。正是在这种“破与立”的反复博弈中，唐朝逐步走出动荡，为贞观盛世埋下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