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94章 法国的人间惨剧与清廷的改革尝试（2/2）

几个围在一起的女店员，其中一人已经忍不住抽泣起来：“布兰奇……她曾经那么美……那个母亲是魔鬼吗？”

一个激进的年轻学生，猛地将拳头砸在身边的墙上，怒吼道：“虚伪！上流社会的虚伪！什么慈善家，什么贵族风度，全是狗屁！司法必须严惩这个老巫婆和她的帮凶儿子！”

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，紧紧搂住自己的孩子，仿佛那报纸上的恐怖会沾染过来，她低语着：“可怜的孩子……她做错了什么？只是爱上了一个人……”

愤怒、同情、震惊、恶心……各种情绪在街头弥漫、交织。巴黎春日的暖阳依旧，但它的光芒此刻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，无法照亮人心深处那幽暗的、足以囚禁灵魂二十五年的深渊。艺术的震撼余波，已被这现实曝露出的、堪比雨果笔下最悲惨故事的伦理悲剧彻底淹没，只剩下对人性之恶的凛然审视，以及对一个被摧毁的美丽生命的无尽悲悯。

后记：正如报道所预示，蒙尼尔夫人在被捕十五天后，因突发心脏病身亡，戏剧性地逃避了法律的审判。她的儿子马埃尔虽承认知情，却将一切归咎于“无法反抗强势的母亲”，他最初被判十五个月监禁，经上诉后竟获无罪释放。布兰奇被送往精神病院，体重虽逐渐恢复，但智力与语言能力终其一生未能康复，于1913年在精神病院去世，终年六十四岁。这桩丑闻，最终以罪魁的逃脱和受害者的沉沦落幕，留给世人的，是无尽的唏嘘与关于正义的永恒诘问。

1901年4月21日，陕西西安北院行宫。

当巴黎街头为布兰奇·蒙尼尔的悲惨命运而震惊愤慨之时，万里之外的古都西安，大清王朝的中枢正在为自身的存续，进行着一场无声却至关重要的权力重构。

自去岁庚子之变，八国联军铁蹄踏入京师，帝后仓惶“西狩”，至《辛丑和约》的屈辱条款如同一道道枷锁，这个古老的帝国已深陷“瓜分豆剖”的危局。外有列强明确要求“改革政事”作为撤军条件，德人甚至直接提出需设“责任内阁”；内有东南互保暴露的地方离心，与士大夫阶层“变法图存”的强烈呼声。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的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》，如同一份沉甸甸的请愿书，将改革的压力自下而上，直抵中枢。

慈禧太后，这位帝国的实际主宰者，深谙权力的平衡之道。她需要一场“改革”来向列强交代，来挽回已然动摇的统治合法性，更重要的，是要将“互保”期间地方督抚膨胀的权力，重新收归中央掌中。今年1月29日的“变法上谕”已表明了姿态，但由谁来总揽这棘手的“新政”，却成了难题。最初属意的荣禄，以“兵事未了”推辞；威望足够的李鸿章，亦以“和约未完”婉拒。局面一度陷入“有人倡议、无人领办”的尴尬真空。

暗流涌动：三个月的酝酿与拉锯

接下来的三个月，并非静待，而是在奏折往来、密电交驰中，进行着激烈的派系博弈与利益交换。

机构设置之争：张之洞、刘坤一乃至新兴的袁世凯，力主设立独立的“议政处”或“变法总局”，希望让地方督抚的意见能直达天听，绕过传统部院的层层梗阻。而军机大臣鹿传霖、王文韶等则坚决反对另起炉灶，主张仅在军机处内增设职能，以防实权旁落。慈禧太后的算盘打得精明，她既要借重张、刘等“互保”功臣的声望推进改革，又不能坐视地方势力渗入中枢。最终，采纳庆亲王奕匡的折中方案：“另设一政务处，表面总揽新政，实质仍归军机处兼辖”。这是第一重妥协，在旧体制的框架上，开出一扇新窗。

人事安排的角力：

首席之选：荣禄坚辞，李鸿章避让，最终由庆亲王奕匡出任首席督办政务大臣。他既是满洲亲贵，又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对外能显示“改革”诚意，对内又不至于彻底颠覆军机处的权力格局，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疆臣入局：张之洞、刘坤一渴望“具名议政”，而非仅仅“遥参”。中枢则严防死守“地方官不得常驻京阙”的底线。妥协的结果，是授予张、刘“参预政务大臣”的头衔，不要求他们常驻北京，但规定所有各省关乎新政的奏折，必须先经他们二人“附议”方能送交政务处。这实质是将“东南互保”所形成的政治联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制度化了，是为第二重妥协。

满汉平衡：最初的名单满汉比例悬殊，引来汉族官员的强烈不满。经过调整，最终首批六名督办大臣中，满汉各半（奕匡、荣禄、昆冈对李鸿章、王文韶、瞿鸿禨），后续增补亦向汉臣倾斜（如后来加入的袁世凯），以此换取实力派汉族督抚对改革大纲的支持，这是第三重妥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