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63章 彪炳史册（下）（2/2）

这份捷报，以及捷报背后所代表的陈恪此次南洋之行的整个过程，都让他感觉有些……不同。

过去的陈恪，也善用奇谋，也敢于行险，但总归是在一个相对可理解的框架内，其目标明确，手段虽奇，逻辑可循。

无论是开海、平倭、征琉球、经营上海，虽然常常打破常规，但核心是“建设”，，带着一种属于他个人的务实风格。

但这次……从强行集结全军、放任沿海被袭、不顾朝议远征万里，到以残酷手段摧毁巴达维亚、逼降敌酋、驻留南洋宣威索贡……这一系列举动，环环相扣，冷静、高效，甚至透着一股刻意为之的、不容置疑的霸道与冷酷。

尤其是那份关于处理荷兰战俘和逼降的简短描述，以及“宣谕诸番”背后隐含的强权逻辑，让高拱隐约嗅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气息。

那是一种更接近纯粹权力政治的气息，一种属于征服者和秩序制定者的铁腕。

陈恪似乎不再仅仅满足于解决问题、开拓事业，他更像是在借这场胜利，在重新定义大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，在树立一种全新的、以大明绝对武力为后盾的权威模式。

这种模式，与儒家传统的“怀柔远人”、“厚往薄来”的朝贡理念，已有显着不同。

更重要的是，经此一役，陈恪的声望、权柄、功绩，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。

一个拥有如此不世之功、深得帝心、手握重兵、且行事风格愈发难以揣度、手段愈发强硬的勋臣统帅，回到朝堂，将会带来怎样的变数？

皇帝此刻的兴奋，赵贞吉等人的务实欢庆，他都理解，也分享。

但作为首辅，作为帝国的实际行政首脑，他不能只看眼前胜仗的喜悦，必须看得更远，想得更深。

陈恪的“不同”，或许正是源于这场远征的洗礼，或许预示着其未来道路的转向。

这转变对大明是福是祸，尚未可知。

然而，所有这些思虑，在此时此刻，都不能表露分毫。

皇帝正在兴头上，此战于国于民确有大功，泼冷水是愚蠢的，质疑功臣更是自取其辱，甚至可能被皇帝视为嫉贤妒能。

他高拱宦海沉浮，岂能不知进退？

于是，当朱载坖目光炯炯地看向他，问道：“元辅以为如何？”时，高拱已迅速调整好表情，出列，躬身，以一贯的沉稳有力语气回应：

“陛下，靖海侯陈恪，此番远征，建不世之功，一举荡平积年海患，扬我国威于万里重洋，实乃陛下知人善任，将士效命之果。老臣恭贺陛下！此战之后，东南可靖，海疆可安，石见可保，番夷慑服，国威大张。于朝廷，则军费重负可卸，财政得以喘息，实乃社稷之福。”

他先肯定了胜利的意义，接着话锋微转，但依旧顺着皇帝的思路：“然，功高当赏，乃朝廷法度，亦为激励天下忠勇。臣以为，当从速拟旨，厚赏出征将士，优恤阵亡伤残。对靖海侯陈恪之功，尤需重议封赏，使其勋劳彪炳史册，天下皆知。此外，捷报当明发天下，以安民心，以振国威。南洋诸番遣使纳贡之事，亦需定下章程，以示我天朝怀柔之德。”

他说的都是正理，也是眼下该做的事，既迎合了皇帝，也稳住了朝局。

至于心中那点关于陈恪“不同”的直觉和隐隐的忧虑，只能深深埋起，留待日后，静观其变。

毕竟，陈恪还在万里之外的南洋，凯旋大军尚在归途。

而朝廷，还需要时间，来消化这场空前胜利带来的巨大冲击，以及……应对那位即将携旷世之功、赫赫兵威归来的，全新的靖海侯。

朱载坖对高拱的回答十分满意，抚掌笑道：“元辅所言甚是！就依此办理！封赏功臣、宣谕天下、接洽番使诸事，就由内阁会同礼部、兵部、户部，尽快拿出章程来！朕，要让我大明子民，让四方诸国，都知道，我隆庆朝，出了一位能定鼎海疆的靖海侯！我大明的日月旗，依旧能照耀到天涯海角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