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3章 江关失守刺史走 夔兵压境贼酋亡（2/2）

对死亡的恐惧压倒了一切职责与体面。薛敬仁甚至连官印都忘了拿，在几名亲随的搀扶下，从府衙后门仓皇而出，混入逃难的百姓中，连夜乘小船沿江东逃，直奔下游的涪州（今重庆涪陵）而去。

“刺史薛敬仁弃城走”，这则消息比他本人逃得更快，成为这场叛乱中最具讽刺性也最打击士气的一笔。

张大智轻松占据了府库，自称“大将军”，为了收买人心和招募士卒，在开仓放粮的同时，他迅速派兵把守水陆要道。一时间，渝州易主，巴蜀东部人心惶惶。

消息传到长安，已是数日之后。

两仪殿内，大唐开国皇帝李渊的愤怒几乎压抑不住。比起高昌的王位更迭，这种发生在帝国直辖州郡、由刺史弃城导致的叛乱，更让他感到羞辱与警惕。

“薛敬仁，该杀！”李渊将奏报掷于地上，“一州主官，贼至即逃，置朝廷法度于何地？置百姓于何地？”

兵部尚书屈突通沉稳分析：“陛下息怒。张大智不过一地方豪强，乘虚作乱，其势未成，响应者寡。渝州虽失，然其影响仅限于一隅。当下之急，是速派得力干将，以雷霆之势扑灭之，一则收复州郡，二则震慑巴蜀所有心怀异志者。”

“谁人可往？”李渊问道。

“左骁卫将军、渝州刺史（遥领）李弘节，现正奉旨在剑南道巡察粮秣。其人果敢知兵，且对巴蜀形势熟悉。可令其就地调集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、信州（今重庆万州）府兵，并权宜指挥附近州县兵马，速讨张大智。”屈突通显然早有考量。

“准！”李渊当即下令，“加李弘节为渝州道行军总管，持节，总揽平叛事宜。首要收复渝州，擒斩张大智。至于薛敬仁……着即锁拿，押送京师，交大理寺严议其罪！”

李弘节接到命令时，正在涪州。

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，立刻嗅到了战机与责任。他并未过多深究逃至此地的薛敬仁，因武德年间，地方官员在叛乱面前“弃城而走”并非孤例（如芳州刺史房当树弃城逃遁），唐朝随立国六年，但初期吏治整顿尚未完善，部分官员责任意识薄弱。

朝廷对这类不战而逃行为的惩处虽然极为严厉，但乱局中仍有人心存侥幸。为稳定当前局势，他迅速以钦差身份，集结了涪州守军，并传檄命令夔州总管府发精兵西进，信州兵马北上，对渝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。同时，他广泛张贴告示，宣布只诛首恶张大智，胁从不同，以分化叛军。

再说张大智占据渝州后，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美好。周边州县并未望风而降，反而紧闭城门。掳掠来的财货很快坐吃山空，手下乌合之众开始为分赃不均而争吵。当得知朝廷已派大将调集重兵前来围剿时，叛军内部更是人心浮动。

十日后，李弘节指挥的唐军很快便对叛军完成合围。他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，先扫清外围，切断渝州水路补给，然后步步进逼。张大智试图出城野战，但在训练有素的唐军面前一触即溃。不到五日，唐军便重新夺回城门，攻入城内。

巷战中，张大智被其手下欲献功求饶的部曲出卖，遭擒后被就地正法。其余党羽或降或散，渝州之乱迅速平定。

这场短暂的叛乱，虽未对全国战局造成根本性影响，但其警示意义深远。它暴露了唐朝在看似稳定的后方区域，统治根基仍很脆弱，地方官员素质良莠不齐，一遇事变便可能崩溃。

尽管此次叛乱迅速被平定，但仍牵制了部分本可用于东南主战场的兵力和注意力，凸显了多线作战环境下，任何一处“火苗”都不能忽视。

李渊对薛敬仁的严厉处置（后被罢官流放），以及李弘节的迅速成功，向天下传递了明确信号，朝廷有决心、有能力维护任何一处疆土的统治秩序，弃土者严惩，作乱者必诛。

渝州的叛乱战火很快熄灭，但其与北疆、东南、西域的种种变故交织在一起，共同构成了大唐帝国在迈向真正统一的道路上，所必须经历的血火洗礼与秩序重建。在经历过一处处叛乱与动荡的同时，也将它的统治之基，压得更为坚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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