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69章 羡慕嫉妒恨（1/2）
“师父，既然您不看好这次的改革，那这次改革会夭折吗？”谢冠军问道。
他的父亲是改革派，如果改革不顺利，他老爹的位置只怕坐不稳了。
“天下事就没有事事顺心的道理，改革不是简单的请客请饭，是路线之争，要触动不少人的座椅，哪能一帆风顺哟。我虽然不看好这次改革，但只要多总结经验教训，改革最终还是会成功的。”李旭东说道。
该不该改，该怎么改，其实都有道理，也有各自的弊端。
吃得饱、穿得暖，劳动力有活儿可干，孩童有学可上，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。
这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道理。
改革了，农村承包到户，大部分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，可城市却注定了不会安定。
大量知青回城，没有工作可干，社会盲流一大堆，年轻人聚拢在一起，吃吃喝喝过后，没钱了怎么办？溜门撬锁、偷扒抢劫，造成的社会治安问题就很难解决。
这还只是表象，真正难点在于领导干部们对改革的认识程度不高，吃惯了大锅饭的，习惯了机械的执行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，对新鲜事物的出现很多都抱有老思想，做生意就是投机倒把，就是不务正业，思想上的不统一，为这次改革凭空制造了更多的困难。
不说别的，这个年代有三大“口袋罪”，罪名抽象，罪状含糊，而且各地执行的标准也不同。
投机倒把罪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针对扰乱经济秩序行为的罪名，主要表现为买空卖空、囤积居奇等牟利活动。
“投机倒把”原意指看准时机行情，转手倒卖，以攫取暴利的非法活动。而当代中国史上的“投机倒把”概念，其含义笼统，内容损益不定；边界模糊，尺度盈缩无常。其损益、盈缩，端赖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环境的变化。
流氓罪是指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、聚众斗殴、寻衅滋事、侮辱妇女或破坏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，是1979年颁布的中国刑法第160条规定的一种罪行。
流氓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，具有很大腐蚀性和扩散性，属于刑法重点打击范围。流氓罪的规定比较笼统，在实际执法中难以界定，把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，定为流氓罪的随意性很大，而刑罚幅度过宽也容易造成量刑时畸轻畸重的弊病，这一名副其实的“口袋罪”影响到执法的严肃性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。
还有一个罪名叫“玩忽职守罪”。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。
司法机关面对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，在找不到可以依据的明确刑法条文予以制裁时，就会利用“扩大解释”，将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解释到部分外延较广、解释空间较大的这三个特定罪名之中。
当然，越是不发达的地方，管制就越是严格。
北方和内陆省份还在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时候，南方的沿海省份对于自留地和家里养几只家禽是不怎么管的，哪怕在城市里，小摊小贩们公开售卖一些家里的农产品和来自港澳的物资，城市管理者也是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
不改革，后果更严重，苏俄社会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，军事命令化、国有化、配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三个核心。这种制度在战时短暂使用，因为一切为战争服务的体制都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活。
而我们一直学习和沿用的，正是苏联的模式。
当然，我们也不是全然照搬，不然怎么会和这么粗的大腿闹掰呢。
再次回到香江，刚出机场，李旭东一行人还没来得及和陈雪茹她们几个打招呼，谢冠军就在人群中看到了自己爹谢国栋。
谢国栋就是新调任到新华通讯社香江分社的谢副主任。
新华通讯社香江分社是政府在香江设立的官方代表机构，承担着华夏在香江的联络、协调与代表职责，远非一般的通讯社可比拟。
谢冠军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爹是外交部副部级的正司职干部，咋会出现在香江呢？
他天真地快步上前，带着些许惊喜问道：“爸，您怎么来啦？您是来接我的？”
老谢没好气的在儿子头上拍了一巴掌，直接骂道：“接你？滚一边去，你个扑街仔！老子是接你师父的，就凭你，也配老子来接你？！”
老子骂儿子，打儿子，那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尤其是教训自家不长眼的傻儿子，老谢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。
“哦，爸，要不要我把师父叫过来？”谢冠军的心里，老爹的地位比这个便宜师父高多了。
谢国栋挥了挥手，这老李同志是自己儿子能叫过来的？且不说自己是刚晋级的副部，人家老李是好些年的副部，就是比领导心里的地位，自己也是万万不能及的。
“老子过去请人家还不一定给面子，你算老几？也敢去叫你师父？赶紧给老子滚开！”
谢国栋到香江，不是他想来，而是老领导让他来请李旭东的。
见儿子挡在身前，谢国栋有些不耐烦了，他来香江都一个多星期，就为了蹲守李旭东，想要把他请回四九城去。
这个时代，几大定海神针各有主张，有激进的，也有保守一些的，在对抗江姚等人时，大家的主张是一样的，联合起来自是顺风顺水。
可到了几位“神针”当家做主的时候，对于改革，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，可究竟是激进一些，还是保守一些，意见就有了分歧。
看着李家人已经和李旭东打完了招呼，正准备上车，谢国栋赶紧喊道：“老李，留步，李旭东同志，你等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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