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七章 善后与安抚（1/2）

在接下来的时日里，刘羡一直忙着两件事，一是对成都大战进行收尾善后，二是为重建新政权而铺垫准备。

正如前文所说，刘羡战胜了强敌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。毕竟治理不同于打仗，打仗就是杀人，胜负往往就是一刀的事情，死去的人输掉一切，活着的人赢得胜利，非常的简单明了。但想要建立好一个新政权，这就全然不是一回事了。

老子说，治大国若烹小鲜，看上去容易，实则非常微妙。烹饪时，厨师既要考虑火候、佐料、食材、手法，还要考虑时间和食客的口味，多一分少一分，味道都会大不相同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一旦做成，结果便无法更改。治国也是如此。要想建立成一个健全的国家，君主不仅要从军事上考虑，还要从外交、人口、税收、商业、教育、官风、稳定、法律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，不存在非黑即白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刘羡在地方和朝廷都有多年的治理经验，对这点可谓是深有感知。当年齐王司马冏入洛执政的时候，何等的意气风发？说是要大刀阔斧地更改晋室积弊，结果也就一年多时间，搞得名声狼籍，一地鸡毛。最后事情没做成，反而丢了性命。

从此刘羡就意识到，治国当以稳重为先。无论是多么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也要怀抱以最大的耐心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。政治的胜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而是漫长且艰巨的。

他先是遣使四处招抚，向各方通报自己在成都大战中取胜的消息，对李雄以及罗尚的残余势力许下承诺，只要他们肯来成都履职，过往的事情，不说既往不咎，但至少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倘若他们真是有才能的贤人，刘羡不仅不会提防，反而还会择才录用。

这样宽和的政策，极大地缓解了原本由大战造成的酷烈气息，在江水以北的广大区域，汶山、汉嘉、江阳、巴郡、涪陵五郡的太守县吏，羌氐诸多夷王，自然也包括余下的天师道教徒，皆陆续向刘羡投降。

这里面甚至也包括有逃出的谯登，谯登率众返回江阳之后，自知大势已去。回想起入阵时所遇老人的话语，对自己的选择更感彷徨，他实不知接下来该何去何从。

犹豫几日之后，他先是得到了江州投降的消息，又见到了何攀派来劝降的使者。谯登思虑之后，向何攀提出要求说，罗尚算得上他过去的主君，希望刘羡能够归还罗尚的首级，让他体面下葬，若刘羡能满足这一条件，谯登便愿献城投降。罗尚到底也算是何攀过去的老战友，看他落得这个下场，哪怕罪有应得，何攀也有所不忍，便转告了谯登的这一请求。

刘羡得知后，自是表示同意。此时的罗尚已经暴尸半月有余，作为惩戒已经足够，刘羡便传令其子罗延寿，让其将首级与尸体收敛起来，再作为使者与谯登联络，共同主持葬礼，最终将罗尚下葬在江州城北。

此事之后，谯登终于投降，但碍于自尊以及家声，他不愿意来见刘羡，旋即挂印返乡，表示将不问世事，归隐山林，从此躬耕陇亩。刘羡对谯登冲阵的表现可谓是印象深刻，自然是不想让一位猛士就此远离战场，故而这段时间，屡次下达征辟令，希望何攀劝说谯登，让他再次复出。但就何攀的回复来看，效果不佳。

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，那就是何攀没能趁势拿下巴东郡，反而让荆州的建平太守皮初抢了先。就在何攀还在安抚巴郡、江阳等地时，皮初率先得知了江州的败报，于是乘船西进，以四千水师迅速夺取了鱼复、朐、南浦三县。何攀手中兵力不足，无法夺取，只能在临江固防。

虽说这三县地方不大，何攀布防之后，荆州军也不可能由此入蜀。但鱼复本是白帝城所在，也就是当年蜀汉四大都督区之一的永安。刘羡如今既要治理故国，汉中、江州已握手中，宁州李毅也有归顺之意，四大都督独缺其一，未免略显美中不足。

不过这在刘羡看来，三座县城而已，并不是什么要紧事。分析其中的利弊，无非是使得自己名义上没有全据巴蜀，但还犯不上和荆州军激化矛盾。根据此前的消息，刘弘的健康已经不容乐观。一旦刘弘病死，荆州势必将要陷入群龙无首、新旧交替的矛盾中，到那时，想要夺回巴东，不过信手拈来罢了。

眼下他最忙碌的事，还是在招纳人才。

想要治理好一个地方，人才永远是最重要的。后世有一部分人，往往习惯于夸大制度的作用，认为好的制度便能解决一切问题，这无疑是一种臆想。不可否认，好的制度能够帮助人更好地发挥才能，但任何制度，都是人来制定的，也需要靠人本身来执行。无人执行的制度，本身就等同于一则空谈。

而在一年半的时间内，刘羡打下了几乎整个巴蜀，一共十四个郡。地盘的急剧扩张，显示出官吏数量的严重不足，各地的统治根基也极为薄弱。他现在急需扩张自己的幕府，在巴蜀建立起稳固的统治，也为之后的称王建制做好准备。

刚刚好，在成都国灭亡之后，就有这么一批现成的人才。

所谓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李雄在生前已经在国内建立了一个小朝廷，虽然这个小朝廷还有许多缺陷，但什么尚书省、中书省、门下省一应俱全，也确实维持了成都国的正常运转，有相当的行政经验，正好符合刘羡的需要。眼下这个小朝廷已经随李雄身死而一同投降，刘羡就将这个小朝廷的官员聚集起来，在郡府内挨个进行策试，再根据他们的才能酌情录用。

策试的题目倒也简单，就是让这些人叙述此前成都国的国情，并且就成都国的兴亡，谈论自己的经验教训。

结果比刘羡想象得要好，原尚书令阎彧、左仆射杨褒、中书令上官敦等人，都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。

其中阎彧的回答最有见地，他不愧是成都国的三朝老臣，对刘羡总结称：成都国之所以败亡，看似是军事上不足，实则是民政有亏。

李雄虽然名义上是成都王，但他并没有王者真正的权威，国家实际由李氏族人所共享。各李氏宗亲或分掌军队，或治理一方，虽口头上听从李雄的号令，可实际却形同分封割据。担任高官的李氏宗亲，拥有绕开朝廷，能在辖区内自行征税、自行任免官吏的权力。

如此一来，最后的结果便是，成都国令出多门，朝廷对于地方的掌控力极差，法度也不可能严格。再加上李雄对天师道的纵容，使得民不知有君，君不知有民。看上去虽然符合老子无为而治的理想，但落在实处，就是刘羡入蜀之后，大部分郡县轻松倒戈，除去老卒之外的士兵，也多不堪一击。

阎彧还拿自己向李雄过往的建议举例，他曾向李雄献策，以各大族子弟为人质，在成都建立一支质子禁卫军。不指望这支军队有多强的战斗力，但至少能反过来削弱刘羡的影响力，加强巴蜀士族对成都国的向心力。结果此事就失败了，是如何失败的呢？各郡县大族不愿前往成都，便向李云、李离等人行贿，李离等人收了钱财，便佯作无事发生，每当李雄问起，口头说是要办，实际上是一拖再拖，李雄也不好严办自己的族人长辈，最后便是拖到不了了之。

阎彧由此向刘羡建议说：“昔汉室得天下而天下未靖，大乱络绎，历三代方平。曹魏得天下而三代失之，晋室得天下又三代而失之，何也？唯国中有国，府下有府者，以致于法制松弛，律令不行，官吏恣睢，民生疲敝。虽然相较于罗尚之虐民，尤有可取者，实非长久之道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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