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85章 永远的现在（2/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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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列克谢推了推眼镜，用下巴朝墙上努了努。叶夫根尼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看到墙上贴着一张纸，上面用打字机打着一行字：“没有人操作。它们自己操作自己。”

“这是谁写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阿列克谢说，“但它说的是实话。”

第一天的录入工作让叶夫根尼的眼睛疼得像被火烧过。那些数据没有规律，没有逻辑，像是一串串随机生成的数字，他只需要把它们从一个表格复制到另一个表格，再从另一个表格复制到第三个表格，如此往复。下午六点，他完成了当天的工作量，正准备关机，阿列克谢突然按住了他的手。

“别走，”阿列克谢说，“还没下班。”

“已经六点了。下班时间是六点。”

“那是写在合同里的下班时间，”阿列克谢苦笑了一下，“真正的下班时间，是领导说可以下班的时候。”

叶夫根尼看了一眼周围。二十个人，没有一个人站起来。所有人都低着头敲键盘，速度比白天更快了。娜杰日达·鲍里索芙娜的手指已经快到了产生残影的程度，那些残影像一条条细小的蛇在键盘上游动。

“平时不开会，”阿列克谢低声说，“一下班就开紧急会议。”

话音刚落，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柳德米拉·阿法纳西耶芙娜出现在地下室门口，她的蜡像脸在绿色屏幕光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灰绿色。

“紧急会议，”她说，“所有人，五秒钟之内到会议室。”

会议室在地下室的另一个角落，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，大约十平方米，塞进了二十个人和一张桌子。桌子上面放着一台老式录音机，录音机的红色指示灯一闪一闪的，像一只眨动的眼睛。

柳德米拉按下播放键。录音机里传来别列佐夫斯基的声音，那声音经过了录音机的劣质喇叭，听起来更不像是人声了，更像是某种大型哺乳动物在喉咙里发出的低频振动。

“同志们，”录音机说，“你们知道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了什么吗？我看到了一头牛。一头牛站在路边，不喝水，不吃草，就那么站着。我问旁边的农民，这头牛怎么了？农民说，这头牛已经三天不吃不喝了，它就站在那里。我说，那它为什么还不倒下？农民说，因为它躺也躺不平，摆也摆不烂，睡还睡不醒。我说，那它到底想干什么？农民说，它什么都不想干。它只是站在那里，等死。”

录音机发出一声刺耳的杂音，然后沉默了。房间里二十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叶夫根尼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还听到旁边娜杰日达·鲍里索芙娜的心跳声，那声音像一面鼓被从里面捶打。

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”录音机突然又响了，别列佐夫斯基的声音比刚才高了一个调，“告诉我们，不要做那头牛。你们不是牛。你们是人。人有义务进化。而进化的第一步，就是接受自己的平庸。连你们自己都接受了，我为什么接受不了？因为我不是你们。我是要求你们进化的人。”

录音机咔嗒一声停了。柳德米拉把它收起来，抱在怀里，像抱一个婴儿。

“散会，”她说。

二十个人鱼贯而出，回到工位上，继续打字。叶夫根尼看了一下墙上的钟，七点半。又看了一下手机，七点三十一分。又看了一下钟，七点半。钟是坏的。或者时间停了。或者钟没坏，时间也没停，是他在时间之外。

第三天的时候，叶夫根尼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。

他的工牌上出现了一道裂痕。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裂痕，是照片上他的脸裂开了。从左眼到右嘴角，一条细如发丝的缝隙，缝隙里透出一种暗红色的光，像一只半闭的眼睛。他把工牌翻过来，背面印着一行小字，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。那行字写着：“你签的是劳务合同，又不是卖身契呢。”

他愣住了。这行字他在废弃工地的广告牌上见过，在地铁老太太的念经中听过，但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工牌上看到过。他把工牌举到灯光下仔细看，那行字像是从塑料内部长出来的，像植物的根须，从深处向外蔓延。

他把工牌拿给阿列克谢看。阿列克谢看了一眼，脸色立刻变得和他那件灰毛衣一样灰。

“你也有？”叶夫根尼问。

阿列克谢没有回答。他把自己的工牌掏出来递给叶夫根尼。叶夫根尼接过来一看，阿列克谢的工牌背面也有字，写的是：“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毕竟你的能力就到这了。”

叶夫根尼转头看向娜杰日达·鲍里索芙娜。她正在打字，手指快得像在弹一首疯狂的钢琴曲。他没有问她借工牌，因为他看到她工牌就放在桌面上，背面朝上，上面写着：“反正躺也躺不平，摆也摆不烂，睡还睡不醒。”

他站起来，沿着长桌走下去，一个个看过去。每一个工牌背面都有一行字，每一行字都不同，但所有的字都指向同一个意思：你认命吧。你已经认命了。你早就认命了。你为什么还在打字？

他走到长桌尽头，最角落里有一个空着的工位。工牌还挂在电脑上，背面朝外。他拿起来看了一眼，上面写着：“牛不饮，马不叫，小小牛马，收到收到，对得起自己就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。”

底下还有一行更小的字，小到几乎看不见，他凑近了，几乎把鼻子贴上去，才勉强辨认出来。那行字是：“对得起自己就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。”

他把工牌翻过来，看正面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的脸，大约三十岁，圆脸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笑得很开朗，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。照片

“这个人，”叶夫根尼回头问阿列克谢，“就是你说的那个来了三年然后消失的人？”

阿列克谢点了点头。

“他消失多久了？”

“一年。”

叶夫根尼把工牌放回原处。他的手指碰到桌面的时候，发现桌面上有刻痕。他低下头看，桌面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字，所有的字都是同一句话：“收到收到，对得起自己就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。”刻得很深，深到像是用指甲一下一下抠出来的。有些笔画里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。

他直起身，回到自己的工位，坐下来，继续打字。

那天晚上，他加班到十一点。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，他看到桦树林里站着一个人。那个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，面朝公司，背对着他。他看不清那个人的脸，但他看到那个人的手垂在身体两侧，手指在微微颤动，像在空气中打字。

他朝那个人喊了一声。那个人没有回应，但慢慢地转过身来。月光照在那张脸上，叶夫根尼认出了那张脸。圆脸，刮得很干净的胡子，开朗的笑容。是安德烈·安德烈耶维奇·索洛维约夫。

“你已经死了，”叶夫根尼说。

安德烈摇了摇头。他的嘴没有动，但叶夫根尼听到了他的声音，那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像从地下传来，像从工牌背面的那些字里传来。

“没有，”安德烈说，“我没有死。我只是被报应了。报应就是你还活着，但你已经在做死了之后才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
安德烈开始朝桦树林深处走去。他的步伐很慢，每走一步，身体就变透明一点。走了十步之后，他整个人消失了，像一块冰融进了黑暗里。

叶夫根尼站在公司门口，站了很久。他想起了别列佐夫斯基的那双透明的眼睛，想起了柳德米拉蜡像一样的脸，想起了那些自己打字的电脑，想起了工牌背面的字，想起了地铁老太太念的经，想起了废弃工地广告牌上那行用血写的字。所有的一切像一块块拼图，在他的脑子里慢慢拼合。

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。

这件公司里没有活人。

或者更准确地说，这件公司里的人不知道自己不是活人。他们以为自己在打工，其实他们是在还债。还什么债？还他们生前欠下的债——那些加过的班，那些没有请的假，那些咽回去的话，那些认了的命。他们以为自己在为工资工作，其实他们是在为“报应”工作。而报应永远不会结束，因为它不是一种惩罚，它只是一种状态。就像地下室墙上那张纸写的：没有人操作它们。它们自己操作自己。

他掏出手机，打开请假系统，提交了一天的请假申请。理由是“身体不适”。提交完的那一刻，他感到一阵久违的轻松，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放弃了挣扎，开始下沉。下沉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挣扎。挣扎让你以为自己还能活下去，而放弃挣扎让你知道你已经死了。

手机上弹出一条消息。是别列佐夫斯基发来的。

“不同意。”

叶夫根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笑了。他的笑容很奇怪，嘴角上扬的角度精确得像是用量角器量过的，但他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笑意，那两只眼睛灰得像下诺夫哥罗德十一月的天空。

他把手机放回口袋，转身走回了公司。穿过铁灰色的大门，穿过那条灯管坏了一半的走廊，穿过那扇写着“进入此门者，请放弃一切希望”的黑门，走下通往地下室的楼梯，坐到自己的工位上，打开电脑，开始打字。

屏幕上，绿色的字符一行一行地跳出来。他看着那些字符，突然发现那些字符连起来是一句话。他打了一整天的字，整整一天，他都在打同一句话：“收到收到，对得起自己就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。”

他停下手，看着屏幕。屏幕上的字没有停。它们继续跳出来，一行接一行，像一条绿色的河流，流过他的眼睛，流过他的手指，流过地下室的墙壁，流过下诺夫哥罗德的灰白色天空，流到一个没有名字的、不属于任何地图的地方。

在那里，所有的牛马站成一排，所有的工牌背面都刻着同一句话，所有的电脑都在自己打字，所有的时钟都指向同一个时间。

那个时间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而是现在。

永远的现在。

尾声

第二天早上，红色索尔莫沃区那栋赫鲁晓夫楼的一层，那间窗外三米就是垃圾箱的房间里，闹钟在五点半响了。它响了很久，一直响到六点，然后一直响到七点，然后一直响到中午，然后一直响到晚上。

没有人按掉它。

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像一块豆腐。枕头上有一个浅浅的凹痕，但已经凉了。衣柜里挂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裤子和一件起了毛球的毛衣。厨房的水杯里还有半杯加了方糖的水，水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糖膜。

只有那面镜子还亮着。镜子里的房间是空的，但镜子里的天花板上的水渍形状变了。不再是那只腐烂的左手，而是一个人的侧脸。圆脸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笑得很开朗，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。

和安德烈·安德烈耶维奇·索洛维约夫工牌上的照片一模一样。

而在“磨坊”地下室的角落里，那张空了一年的工位上，电脑屏幕突然亮了起来。绿色的字符开始跳动。

第一行是：“叶夫根尼·彼得罗维奇。”

第二行是：“收到收到。”

第三行是：“对得起自己就好，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。”

然后屏幕黑了。又亮了。又黑了。又亮了。

没有人知道它在说什么。

也没有人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