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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8章 合约带来的民愤(2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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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发行的纸币叫“会子”,朝廷靠它来弥补亏空。战争赔款三百万两白银,朝廷印了更多的会子来填窟窿。结果市面上会子泛滥成灾,一贯面额的会子,去年还能兑七百文铜钱,今年腊月已经跌到了不到四百文。建康一个贩布的商人,秋天卖了一车布,收的全是会子,冬天去进货时,同样面额的会子只够买半车布。绍兴一个卖酒的寡妇,攒了三年的会子想给儿子娶媳妇,等到了提亲那天,三年攒的钱只够买一坛酒。

米价跟着会子一起疯了。临安的米价从每斗八十文涨到了一百五十文,还在往上蹿。潘阿九的米铺门口天天排着长队,人挤人,挤到有人踩掉了鞋、扯破了衣裳。他不是没有米,他是不敢卖——今天的米卖出去收的是会子,明天去进米的时候会子又贬了一截,卖得越多亏得越多。但不卖也不行,官府的税银催得紧,不要会子,只要铜钱和银子。潘阿九被逼得没办法,只好把米价翻了一倍卖,卖完就去换成碎银子藏起来,准备开春交税用。买米的街坊骂他“黑心”,他低着头不敢还嘴。他没办法——不是他心黑,是朝廷的税把他的心掏空了。

而劳役与征发,比税赋更直接地摧毁了百姓的生活。

“共防草原”的条款,在史弥远的政事堂里不过是一行写在帛书上的墨字,落在淮河沿岸的百姓头上,就是实打实的骨头和血。金国要求南宋协助在淮河至秦岭一线修筑第二道防线,史弥远答应了这个条款,因为他不敢不答应。防线要人修,于是朝廷下令征调沿淮各州的民夫,每户三丁抽一。

光州的农户赵老四,家里的独子刚娶了媳妇,征调令就下来了——去淮河边上给金兵修箭楼。赵老四跪在里正家门口磕头,头磕破了血。他儿子还是被带走了,和同村其他青壮一起,在腊月的寒风中扛着木头往淮河边上走。修的是金国的防线,监工的是金国的兵。他儿子在工地上病了——腊月的淮河边上,冷风从河面上灌过来,住的是临时搭的草棚,喝的是凉水,吃的是发霉的干粮。宋人给他们运来的粮食在官府层层克扣之后,剩不下多少。赵老四的独子病倒了,发高烧,咳血,金兵的监工嫌他干不了活,把他从工地上赶了回来。腊月二十八,除夕前两天,赵老四的儿媳妇披麻戴孝在村口哭成了泪人。他儿子死在回家的路上,死在腊月二十五的风雪里,死在离自家村子不到二十里的官道边上。他至死不知道他修的箭楼是给谁修的。他只听说北边有个比金兵还可怕的东西,所以金兵要来修箭楼。至于那个东西是什么,他至死也没见过。

沿汉水的百姓更惨。“共防”条款里有一条,金军若在淮河防线作战,南宋须开放长江水运。这意味着汉水上的漕船被大量征调去转运军粮——不是转运宋军的军粮,是转运金军的军粮。襄阳的船户周老三,祖孙三代在汉水上跑船,运米运盐运茶,养活一家十几口人。官府的征调令一到,他的船就不是他的了。船上装的是给金军大营的粮食,从襄阳码头出发,顺汉水往下走到鄂州,再转入长江,最后北上淮河。一趟来回两个月,不给工钱,只发口粮。周老三在汉水上跑了二十年船,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用自家的船替金人运粮。他更不知道的是,如果北边那个叫新明党的势力南下,他运的那些粮食,可能会成为金军残部退入宋境的补给。八十年前金兵南下,烧了他的祖宅,杀了他曾祖父。现在他在给杀他曾祖父的人运粮。

这种极致的荒诞,不只是一个周老三。从淮河到汉水,从大散关到襄阳,千千万万个周老三在被迫做着同样的事。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,只知道不做就会被抓、被罚、被枷号示众。临安的百姓在茶馆里听到这些事,面面相觑,说不出话来。有嘴碎的低声嘀咕了一句:“这到底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?”没人接话。

韩侂胄的首级被送往金国的那天,临安城下了一场冬雨。雨不大,细细密密,淋在青石板上,泛着冷光。涌金门外的街道上,韩侂胄被刺杀的那摊血迹早已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。但临安百姓心里那摊血迹,冲不掉。

曾几何时,北伐刚开始那些日子,临安城的百姓是真心实意地沸腾过。泗州大捷的捷报传到茶馆里,满座茶客拍桌子叫好,说书人编了《开禧中兴四战》,每次说到郭将军雪夜渡淮河,台下都有人往台上扔铜钱。山阴陆放翁的诗贴满了四门的榜廊,年轻人争相传抄,抄到手酸。有个铁匠铺的学徒叫陈小乙,听了北伐的消息,兴奋得三天没睡好觉,瞒着师父去募兵站报了名。募兵站的人嫌他瘦,劝他回去多长几斤肉再来,他梗着脖子说“为国家出力还要长肉?”,最后还是被劝了回去。他回到铁匠铺,打起铁来格外卖力,说是多打几把刀送到前线,也算自己出了一份力。

现在朝廷发了一道国书,白纸黑字地写着四个字——“误国启衅”。这道国书的内容传到民间,比和约本身更让人心寒。因为它在说:北伐是错的,韩侂胄是错的,所有为北伐欢呼过、捐过钱、送过子弟参军的人,都错了。你们的热血是“误国”,你们的牺牲是“启衅”。这句话比刀子还利。

陈小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茶馆里给人修凳子。他放下锤子,愣了半天,然后站起来,走到茶馆门口的榜廊前,把那道国书的抄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国书上措辞极卑极恭,向金国自承“误国启衅”,史弥远的亲笔,辞藻华丽而绵里藏针,工工整整地誊在黄帛上。陈小乙的文化程度不高,很多字不认识,但他认识“误国”两个字。他在榜廊前站了很久,然后转身往回走。他的师父问他怎么了,他没有回答,只是回到铁匠铺里,把那些打了半截的刀坯全部塞进了炭火最旺的炉膛里。铁在烈火中烧得通红,然后慢慢变软,最后化成一滩没有形状的铁水。他盯着那摊铁水,眼睛干干的,没有泪。他师父站在门口,张了张嘴,最后什么都没说。

临安城的茶馆里,说书人已经不讲《开禧中兴四战》了。不是不想讲,是不敢讲了。北伐被定了性,说书人怕惹祸上身,纷纷换回了旧段子。茶馆里的茶客还是那些人,但空气变了。以前茶馆里聊的都是“宿州什么时候打下来”、“开封能不能今年收复”,现在聊的是“听说了吗,又加了一种新税”、“隔壁老张家的儿子被拉去淮河修工事了”、“米价又涨了,会子跌得没法看了”。偶尔有不晓事的年轻人提到北伐,立刻会被长辈压低声音打断:“别提了。那是‘误国’。”这四个字从长辈嘴里说出来,比任何训斥都管用。年轻人讪讪地闭上嘴,端起茶碗遮住自己的脸。

最沉默的是那些从江淮前线回来的伤兵。有伤兵拄着拐杖、袖管空荡荡地在街上走,他少了一条胳膊,是灵璧城下丢的,当时他在南墙豁口冲锋,金兵的狼牙棒砸碎了他的左臂。他回来之后没有领到抚恤——抚恤金被挪去交“助军费”了。没人敢问他在前线打过什么仗,他自己也从不提。他只是每天坐在巷口,用剩下的那只手编草鞋卖,草鞋卖三文钱一双,一天编十双,赚的钱刚好够买两升米。临安城的冬雨从早下到晚,把青石板路淋得湿漉漉的,伤兵们的拐杖敲在石板上,笃笃笃,像一支没有鼓点的军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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