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26章 大唐双龙传（二十年 上）（2/2）

持续了一天一夜的巷战基本平息。辽东城內，大部分区域已被华军控制，唯有零星抵抗。玄色的华朝旗帜，在残破的城头、高大的宫殿上陆续升起。

宋师道在亲卫簇拥下，踏入高句丽辽东行宫。宫室內一片狼藉，金银细软被逃窜的宫人內侍掳掠一空，只剩些笨重器物。空气中瀰漫著血腥与烟尘的味道。

“大总管，俘获高句丽王族、官吏、將领及其家眷共计三百四十七人，已集中看押於宫城西侧偏殿。如何处置，请大总管示下。”参军稟报。

宋师道面色沉静，无喜无悲。他走到行宫正殿，看著那代表高句丽王权的宝座，缓缓道：“依陛下既定方略及本帅战前宣告：高句丽王室，除年未满十二之幼童，余者，无论男女，皆为战犯，不可赦。”

“然，陛下仁德，不嗜杀戮。传令：所有成年及十二岁以上王族成员、负主要抵抗之责的官吏將领，一律削去爵位官职，褫夺姓氏，废为庶人。连同其直系家眷，全部发配！”

“发往何处”参军追问道。

宋师道目光望向西南方向：“瀛洲（倭国）新辟之银山、辽东以北新设之黑水都督府（黑龙江流域）荒原、以及……河西陇右新附之地，正需劳力开垦屯田，修筑道路城池。將他们打散，分作数队，交由各地驻军及屯田司看管。严加监管，使其以劳作赎罪。凡有异动、逃亡、煽惑者，立斩不赦。”

“那……那些不满十二岁的幼童”

宋师道眼中闪过一丝复杂，但很快归于坚定：“集中起来，暂时安置。择其聪慧知礼者，送入神都蒙学、太学，学习华夏文字经典，以华律教化之，长为华朝子民。冥顽不化者，则置於边地民间，令其自食其力，严加看管，永不得入仕、不得习武、不得返回高句丽故地。”

“那城中普通百姓、降卒”参军继续请示。

“出榜安民，重申我军纪。百姓各安其业，不得侵扰。降卒甄別，凡无大恶、真心归附者，可编入辅兵或发往內地屯田。顽抗到底、劣跡昭著者，与王族同罪，发配边荒。所有高句丽官吏体系，全部废除，暂由我军中文吏及隨军士子接管地方政务，推行华律，清丈土地，登记户口。”

命令迅速被执行下去。哭喊声、哀求声、呵斥声在宫城西殿响起，但很快被军令压下。一队队被绳索串联、面如死灰的前高句丽王公贵族、將领官员及其家眷，在玄甲士兵的押解下，踉蹌著离开他们曾经统治的城市，走向艰苦无比的流放之地。而那些惊恐茫然的幼童，则被另外集中安置。

站在行宫殿外高台上，望著暮色中残破却已恢復基本秩序的辽东城，宋师道心中並无太多胜利的喜悦。

征服总是伴隨著血与火，伴隨著无数个人与家族的悲剧。但他知道，这是统一必然付出的代价，也是建立长久和平必须採取的雷霆手段。

…………

定鼎十一年秋，隨著最后一支西突厥顽抗部落於碎叶川（今楚河）畔向华军献上象徵归顺的金狼头杖，持续近十年的大规模征伐终於画上了句號。

广袤的蒙古高原、西域大部（直至葱岭，即帕米尔高原）尽入华朝版图。设立北庭都护府（治庭州，今吉木萨尔）、安西都护府（治龟兹，今库车）进行管辖，屯田驻军，修建直道驛站。

至此，华帝国的疆域东起鯨海（日本海）与琉球，西抵葱岭与药杀水（锡尔河）中上游，与萨珊波斯帝国东部边疆接壤；北括广漠草原直至贝加尔湖以南，南至交趾（越南北部）及南海诸岛。统治区域涵盖了大半个亚洲最富庶、最核心的地带。面积之辽阔，前所未有。

帝国中枢通过四京制（神都洛阳、西京长安、南京襄阳、北京幽州）及六个大型都护府（安东、安北、单于、北庭、安西、南海）进行辐射管理。

战爭的结束，並非扩张的终点，而是庞大国家机器全面转向內部建设与治理的起点。

易华伟凭藉超越时代的见识、绝对的权威以及过去十年间初步搭建並不断完善的崭新体系，引领著这个巨型帝国驶入了一条超越以往任何朝代的高速发展轨道。

以政事堂、枢密院、监察院三衙为核心的中央决策执行体系运行成熟，相互制衡，效率极高。

科举制经过十年推行，已深入人心，成为选拔官吏的最主要途径，大量寒门士子、甚至少数精通汉学的归化异族精英得以进入政权，极大地革新了官僚队伍的构成与活力。

地方上，州、县两级行政与司法分离，刺史、县令主政，巡检司负责治安与基础教化，直属中央的监察院分支机构“按察司”负责监督。

同时在边疆都护府及新拓地区，则採取“羈縻”与“直管”结合的灵活政策，尊重当地风俗，委任部落头人、原有贵族为世袭土官，但必须接受华律、华语教育及中央派遣的“流官”监督。

庞大的驛站网络与定期巡视的御史制度，確保了帝国哪怕最偏远的角落，其政令也能相对畅通，信息得以反馈。

帝国保持著约六十万人的常备精锐，其中二十万最精锐的禁军驻守四京及腹心要地，其余分镇各都护府及重要关隘。

同时，全面推行“府兵制”，在各地设立军府，授予土地，农时耕作，閒时训练，战时徵调，既保证了兵源，又减轻了中央財政负担，更將军事力量与地方生產紧密结合。

军事学堂体系的完善培养了大量中下层军官，確保了军队的专业性与忠诚。水师力量冠绝当世，单美仙统领的舰队不仅掌控东亚海域，其探索船队已远航至吕宋、婆罗洲，甚至与印度洋上的商船有所接触。

“均田令”的彻底推行，极大地解放了生產力，自耕农数量暴增。朝廷大力推广曲辕犁、筒车等新式农具，兴修水利，引进占城稻等优良品种，粮食產量稳步提高。

至定鼎二十年，帝国在册耕地面积比立国初翻了一番有余。手工业方面，官营的“天工院”在鲁妙子的主持下，不断改良纺织、冶金、造船、制瓷、造纸等技术。而私营手工业在统一市场与低税政策的刺激下，也蓬勃发展，洛阳、长安、扬州、广州、泉州等地成为巨大的手工业中心与商品集散地。商业空前繁荣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（隋运河基础上整修拓宽）与四通八达的官道水陆联运，使得货物其流。

丝绸之路在帝国强力保障下更加安全兴盛，长安、敦煌、龟兹、疏勒等地胡商云集。海上丝绸之路也日益繁忙，广州、明州（寧波）、泉州等港口桅杆如林。帝国发行了统一的铜钱与信誉良好的“宝钞”（纸幣雏形，有金银和丝绸储备），金融体系初步建立。

確立华语为官方语言，编纂《华文正韵》与《定鼎大典》（一部囊括经史子集、天文地理、农工医药的巨型类书），大力推行官学教育。

各州县皆设官学，蒙学普及率远超以往任何时代。在坚持华夏文化主体地位的同时，对归附各族文化採取相对包容態度，佛教、道教、祆教、景教乃至草原萨满信仰，只要不触犯法律、不危害统治，皆可合法存在，但需接受管理。

这种文化向心力与包容性，加上先进的生產方式与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，使得边疆地区的“华化”进程虽非强制，却自然且迅速。无数胡商、遣华使、留学生匯聚神都，带来异域风情，也带走华夏文明的火种。

当然，军事科技任何人都带不走。